在这天下午，我心里一直在惦记着：想个什么法子，安慰安慰哈达，让他开心起来。磨叽了一会儿，脑子里突然亮光一闪--我记得听很多人说过，精神病人杀了人是不偿命的，对！就按照这个思路给他希望。于是我在玩扑克的时候问李明虎他们：
“你们听说过精神病人杀人的事情么？”
他们想了想，说好像没听过。刘黑子说：
“听说精神病人杀了人是白杀的，不判刑的。”
我说：“对啊！我听我姥姥说，在她们老家农村，前几年有两起精神病人杀人案，杀了以后关到监狱里呆了几天，后来又放出来了，那个精神病人的家里，怕他以后再杀人，就用铁链锁在房间里，一天到晚的不让他出来见人，锁了有好几年呢。”
果然，哈达听到这句话，立刻坐起来了。那些打牌的人都催着我把这个故事详细地讲一讲。我就一边想着，一边慢慢讲着，一边慢慢讲着又一边想着，磕磕绊绊总算把这个故事有血有肉地编了出来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哈达也凑到了我的身边。我是一边打着扑克一边讲的，后来，哈达也加入进来，也跟着把扑克牌摔得劈啪作响。
讲完故事停顿了一会儿，刘黑子发感想：
“哈达有点可惜了，要是你家里很有钱，或是当大官的，给你弄个精神病鉴定，你就不用在这里陪我们了。”
这刘黑子讲话有时考虑不周，不过哈达的眼睛却有点亮了，抬起头问：
“嗯，真的？”
我跟着帮腔：“是这样的，有很多人通过关系，弄出个有病的证明，人就出去回家服刑了。有些没有关系的人，真的检查出来有病，也能出去的。”
哈达又有点蔫了，估计他心里掂量：这两种情况，他哪个都不占。
我启发他：“哈达，你家里人有没有什么病的？比如你姐姐啦，你爸爸、妈妈啦，有一个人精神不太好的就行？”哈达想了想说：
“我五姐不好，”
“怎么不好啊？”
“做事不好。”
“你详细说说，五姐做事和我们有什么区别？”
哈达低着头颦着眉想了想，抬头不自然地笑了，“说不好。”
我听着有点着急，这时阿腾格勒凑过来，用蒙古话问了他两句，很快两人流利地交谈起来。阿腾格勒用汉语和我讲：他五姐做事很慢，家务活之类的都干不好，说话也说不利索。我想这可能是有一点弱智，还算不上精神病。我接着让他问其他姐姐怎么样，他的爸爸妈妈怎么样？哈达想了想后，说他二姐脾气不好，经常无缘无故地发火，记性还不好，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事。听他大姐说，他妈妈生前也和他二姐有点像。
我想：这和精神病应该有点贴谱了。然后我对他说：你可以让你姐姐请个律师，你把这些情况和律师讲，律师帮你说你有遗传性的神经病就好办了，法院相信了律师的话就会放你出去的。哈达低着头无声地笑了笑，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，说：
“你帮我吧？你行。”
我想他这个案子就算请了律师也不一定管用，况且他几个姐姐都很穷，不一定能掏这个没作用的钱。能帮帮他当然是好事，也许帮他写个材料之类的偶尔能起点作用，背不住能让他多活几天。于是，我爽快地答应他：
“你下次接见时向所长要几张纸和一个笔，我来帮你写这种证明。”
哈达高兴地拉着我的胳膊像个孩子似的“嗷嗷嗷”了两声。在我们那里的乡下，常常可以看到很多蒙古族人，遇到高兴事情时，伸着脖子乱喊一气。这似乎有点原始部落的遗风。
两天以后，哈达出号接见。回来时又是带着满脸光彩，如同上次宝音图请他喝茶般的快乐。他说：这回他几个姐姐们看他来了，带着两大暖瓶奶茶和很多蒙族家里吃的食品。在值班室里他边吃边同她们聊天。我看到哈达的两眼有点红肿，就问他：
“你哭了吧？”哈达低下头，眼光四下躲避，露出尴尬的笑，不好意思起来：
“嗯，哭了。”
刘黑子嘴一撇，溜出一句：“操，能不哭么？”
大家都能理解这个时候的感受--那是关在牢笼里的人，最幸福的感受了。
这次宝音图对他（她）们说：判决书如果下来，还有十天的上诉期，在这十天里不服判决还可以上诉的，这个上诉状是交到盟中院里，有一些的犯人也会在这期间得到改判的。上了诉还需要等很长时间，才能等到最终的判决结果，有些是半年、一年以后才下来的。
我现在想：宝音图对她们说的这句话很重要，这暗示他们，不管枪毙不枪毙，哈达还能在这里呆很长一段时间，这可以有效稳定犯人和家属的情绪。当人们摊上死刑判决这种事情时，大部分都是多活一天算一天的心里。就像那些诊断出癌症晚期的病人一样，明明知道必死的，只要条件允许，家人化再多的钱也要多挽留一天是一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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