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屋里暖气足，地暖开着，赤脚踩在地板上都觉得暖和。
晓晴在客厅的茶几上放了一束鲜花。
百合和满天星。
“妈，满意不？”
“太贵了。”
“值得。”
她的手机响了，她去阳台接电话谈业务。
我一个人坐在新沙发上，摸着扶手上柔软的布料。
电视柜上摆着两张照片。
一张是晓晴小时候的——缺了门牙、扎着两个朝天辫的小丫头。
一张是我年轻时候的——穿着碎花裙子、站在学校操场上的中学老师。
晓晴什么时候找出来的这些照片？
我也不知道。
这孩子。
手机响了。
刘德厚。
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没有接。
他最近一直在打电话。
有时候一天打三四个。
我一个都没接。
不是恨他。
是没必要了。
我的人生翻了一页，那一页上的字，跟他无关了。
可有些事不是你想翻页就能翻的。
一月底，赵慧又传来消息。
“秋兰，老刘那边出事了。”
“又怎么了？”
“贷款还不上了。他退休金每月要还四千，剩一千二根本不够活。他找刘浩宇要钱，刘浩宇说在澳洲花销大，自己也没钱。”
“意料之中。”
“还有——他好像想卖房了。”
“卖房？”
“对。直接把房卖了还贷款，剩下的钱租房子住。但那房子老了，评估价比他以为的低很多。中介说最多卖三百八十万。他贷了七十万，还完银行还剩三百一十万。三百一十万在北京租房子加生活费，扛不了几年。”
我听完没吭声。
“秋兰，你现在搬新家了吧？”
“嗯。”
“地址发我一个，我去看看你。”
“改天吧，我还在收拾。”
“行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站在落地窗前看院子里的柿子树。
树枝上蹲了一只灰色的鸟。
三百一十万。
六十二岁。
一身病。
儿子在国外指不上。
儿媳妇躲得远远的。
刘德厚的下半辈子，大概就是这么个光景了。
我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。
真的没有。
只是觉得人这一辈子，走错一步棋，满盘皆输。
他那步棋，就是把我这个“没证的老伴”排在了他儿子后面。
往远了说，就是他从来没把我当自己人。
二月初，过小年。
晓晴说要留在北京陪我过年。
这是五年来她第一次陪我过年。
之前每年过年她都说在加班。
现在我才知道，她那几年是真的在拼命——公司从零到八个亿，靠的就是她不过年不休息地死磕。
大年三十那天，我包了饺子。
猪肉芹菜馅的，晓晴最爱吃。
她在旁边帮忙擀皮，手法笨得跟十二岁时候一样。
“你手劲太大了，皮擀薄了，一煮就破。”
“我在公司管三百多号人，擀个饺子皮还搞不定，说出去丢人。”
“管人和擀饺子皮不是一回事。”
“都是手艺活。”
两个人就着电视上的春晚，吃了七十多个饺子。
我吃了二十个。
她吃了五十个。
“你怎么那么能吃？”
“在深圳天天应酬吃不好，在家里放开了。”
吃完饺子，她躺在沙发上不想动。
“妈，以后每年过年我都陪你。”
“别为了我耽误正事。”
“你就是我的正事。”
我假装去洗碗来掩饰眼眶的发酸。
初三那天，刘德厚打来电话。
这次我接了。
年过了，心情好，接就接了。
“秋兰，新年好。”
“新年好。”
“你……在哪过的年？”
“跟女儿一起。”
“哦，晓晴回来了？那挺好的。”
他沉默了几秒。
“秋兰，我想见你一面。”
“有什么事电话里说。”
“电话里说不清楚。能不能……你定个地方，我过去。”
我想了想。
“行。初五，天年茶楼，下午两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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